谭诚东
新春刚至，荧屏“戏说”之风便又开刮，究竟是电视台“惯着”观众，还是观众“牵就”电视台？电视剧界一些专家，自有一套说法。 编剧王朝柱说：“自古对历史的描述就有两种，一种是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官方意识的主流历史，一种是存在于民间的以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流传的历史。人们知道楚霸王不一定是读过史记，知道李白、杜甫也不一定读过唐史，知道关羽、张飞更多是通过《三国演义》而非《三国志》。好的‘戏说’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。”制片人刘沙说：“相对说教的形式而言，‘戏说’有一种新的形式感，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和喜爱。”编剧胡正言则认为：“‘戏说’的戏比较好编，可以随意杜撰，形式上轻松愉快，娱乐的价值突出。” “戏说”的社会责任是业内人士争论的焦点。刘沙说：“现在的‘戏说’是创作者在有意回避现实。很多戏只向港台学是不行的，只有‘戏说’而没有真实作为基础，是不负责任的。”导演潘小杨则认为：“艺术家不应承担这种社会责任，历史剧和历史教科书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。在不违背大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，去拍‘戏说’没什么不好。”看来，作为一种电视剧的样式，“戏说”无可厚非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“戏说”的对与错，而在于应该怎么“戏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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